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居然那样大杀功臣？

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说不准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

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隆、万时代，派系更加分明的“党争”正式登场。

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等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注意，这时候的“清流”二字不带贬义。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说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说一说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