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般一来，两百年过去了，东南一带虽然富冠天下，但其税率却始终不见上调，反而有个别地区居然还下调了一部分。

然而这种“大好局面”在高拱推进商税改革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点松动。

首先就是关税的征收问题。高拱主持了隆庆开海，一开始没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试点，用开海来换取征收关税——以前当地照样出海，但毕竟说起来都是违法的。高拱的这个开海实际上就是收一笔钱来交换他们合法出海经商的权力。

这笔关税的税率此前已经说过，不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务实考虑到“社会压力”问题，还给高拱建议了一套按船征税而不是按货征税的办法。这套办法其实是暗中给了船主合法避税的空间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海关机构不至于在草创期间被沿海大海商们联合起来整崩了、喷没了。

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高拱接下去就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扩大“盘子”，一开始只有一个区位优势比较一般，港口也不阔大的月港，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一长串港口。

郭朴主政偏稳健，与高拱处于萧规曹随的状态，没有开创性的搞其他路数，只是继续扩大港口数量。

但到了张四维，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势和心学派达成了一笔交易，在东南沿海地区开收商税——这个是陆地上的，不是关税。这笔商税的税率依然定得极低，平均算下来只有百三百分之三罢了。

然而仅仅就是这百分之三的商税，却搞得东南怨声载道——当然，具体哪些人怨声载道就不必细说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那件事给申时行、余有丁等人带去了很大的压力，后来余有丁之所以会支持刘守有干的那些事，除了两派本来就有党争的趋势之外，东南方面带给他的压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样，申时行没有明确反对此事，而是选择默认，也正是由于他知道这些内幕。

由此可见，只要朝廷方面考虑在东南沿海征收额外的税收，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名目，最终都会导致反弹。这反弹最先影响到的人，也正是如申时行、余有丁这样的东南籍贯官员。

他们本就是这些人在朝廷的代理人，这种时候当然要出面维护“东家”的利益。

东南沿海商业发展的水平在后世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金元政治本身也算是资本主义的特性之一。

此番魏学曾的上疏，刀锋所向便正是东南一带的税率问题。而且魏学曾的胆子格外大，他不像高拱当年开海那样又是试点，又是特意定下有漏洞可钻的税法，也不像张四维那样通过政治交易达成目的。

他居然打算以这次潘晟事件为契机，直接对东南的田赋动手！

他居然想要调整东南某些地区不合理的低田赋政策！

申时行目瞪口呆了一会儿，脑子里嗡嗡直响，这响声最后汇聚成一句话：魏学曾，你这厮是想翻天！

田赋啊，田赋你都敢动？！

不错，东南最有钱的不是大地主而是大商人，尤其是大海商，可是……这天底下出了高务实那个奇葩之外，哪家大海商没有大量的良田？

你要问为什么大海商也有大量良田？笑话，在大明朝没有大量良田，你的社会属性就是单纯的商人，而不是地主士绅！

大明朝的商人有多少社会地位谁不知道啊？不是地主士绅，靠什么跟官面上打交道啊？

你当人人都是高务实，自家就是实学宗门，根本不担心门第问题啊？

人家高务实不担心门第，是因为他家本就是世宦，而他伯父是文正公，他自己还是“两百年来真魁首”的六首状元啊！

你又是谁，也配跟他比？

所以魏学曾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