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

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经说过心学属于“道德实学”，重点在于道德，所以他历来都是表现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形象。如果因为京华现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要与之一战，则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毁了。

由此可见名声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高务实偶尔都要受其所迫，又何况王锡爵这种身份？

再加上王锡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务实几近堵死，对高务实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这次会议中的王锡爵简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华来个总决战，但偏偏还要把话说得极其委婉、极其圆融、极其“顾全大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过王锡爵到底是王锡爵，他知道此时绝不能激化内部矛盾，只能先尽可能的把人团结起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高务实较劲。否则丝绸海商与其他海商一个谈不拢直接一拍两散，到时候光凭丝绸一行，肯定斗不过京华。

所以他先劝大伙儿平静下来，且先在他这里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关系，等明日大家再议。

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钱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阁这个前途。

王锡爵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传承千年的顶级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为躲避战火而弃官逃到江南，其后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间进入太仓，便是王锡爵这一支的来历。

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善于经营，成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问鼎苏州首富。其父王梦祥早年中秀才，入过南监为监生南监就是南京国子监。不过后来因为官司纠纷，被迫弃儒经商操持家业，但却也因此让王梦祥认识到在大明朝光有钱是不行的，官场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钱更甚，所以立志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材。

这种思维严重影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王锡爵，以至于他从小就表现得“视钱财如粪土”。当时王氏族人之中有两兄弟争家产，其中一人为了取得王梦祥这个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红包给王锡爵，请王锡爵代为说情。

结果王锡爵勃然大怒，当众把那包银子丢进河里去了，还责骂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锡爵怎么可能把钱当一回事。

不仅品行表现极佳，王锡爵读书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负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名列第一为会元，廷试的时候名列第二为榜眼，仅次于申时行——而且王锡爵本人对此还不怎么满意，因为他自觉落后于申时行是因为自己容貌不及后者——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在《王文肃公像赞》中形容王锡爵“赤眼黄须，病鹤瘦龟”。

鹤与龟本来是褒义词，但病与廋显然不算，这还是人家带着恭维来说的话，可见王锡爵的长相恐怕是过于“清癯”了一些，而赤眼黄须……这就更加不符合寻常审美了。

因此王锡爵甚至对申时行的学问不都太服气，，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朝栋梁。

这样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显然是官居一品、宰执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声，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