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平时南京的最高行政机构却不是南京的六部，而是南京的“守备会议”。

南京平时是设立一个守备的，作为替天子看守南京的存在，南京守备大部分都是王公大臣，其中绝大多数时候由魏国公出任。而由守备、参赞、内守备等官组成的守备厅会议，则是南京最高权力所在。

这个组成有一定的制度性，其中南京参赞机务是南京兵部尚书兼任的，所以南京兵部尚书也是南京六部里面作为特殊的存在，它确实是有实权的，而且实权很大，所谓“故其职视五部为特重云”。

北京六部里面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可以掌握四品以下官员的升迁任免，对于更高级官员的任免、调整，天官也有极强的建议权。但是南京六部里面则以南京兵部最强，可以掌握南京地区所有的军队训练和守备军费，也就是说南京兵部尚书在关键时刻可以调动军队支援北京。

不过南京的六部毕竟是陪都的六部，实际上无论干什么都得被北京六部牵制。比如说南京的礼部想要举行祭祀活动就得先请示北京礼部；南京吏部的官员选拔被北京吏部掌握；南京户部的财政虽然自己去收，但收完之后得上交给北京户部……诸如此类。

所以实际上也有不少南京官员感觉很憋屈，毕竟虽然名字差不多，官员地位按理说也一样，但是实际上北京官员是正妻，南京官员只能算妾侍。

申时行的看法是，高务实可能会利用南察掌控南京六部实际管理各项事务的郎中、主事们——与北京六部一样，尚书、侍郎不可能亲自管理到具体细节，细节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

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范畴之内。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要直接换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还是很难的，但如果只是换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刚峰之后，那就完全可能办到，而这样也能实际掌控南京的行政体系——反正尚书侍郎们在大事上也得听北京的，这么做等于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两不挨。

至于守备会议，南京守备勋臣是高务实捧起来的魏国公徐邦瑞，南京内守备是陈矩的人，仅剩一个南京兵部尚书又是个中立派，高务实不必插手也不会坏他的事。

不过王锡爵的观点和申时行却不同，他认为高务实不会“全面开花”，而一定会有所侧重。这个侧重，王锡爵认为十有八九会是在财政问题上。确切的说，很可能应在南京户部头上。

南京户部也是有一定实权的，它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同时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

特别是盐引堪合这件事，明朝从始至终一直由南京户部负责这一事务，其中只有两年南京户部不负责这个事务正德三年，刘瑾变法，改由北京户部负责，“南京引板，俱令销毁”；但在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后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另外南京户部还管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这些东西存于南京玄武湖。顺便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王锡爵的目光落点在税款和盐引上，他认为高务实最有可能对这两方面动手。

粮税不是商税，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历来是缴税大户，而在“海瑞战徐阶”之后，一条鞭法已经在南京诸省实行十几年了，现在这四地都不再收取粮食等实物税，而是通通该征银两、铜钱。

如今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按照王锡爵对他的观察了解来看，这位高司徒对于税收问题格外固执，很难相信他会放心南京户部自己搞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征收的税额还不达标，少了七万三千多两银子，理由则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风灾，影响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风灾倒是真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