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后，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都曾邀请利玛窦去他们府中作客，询问欧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抵达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1601年，利玛窦到了京师，依然大受欢迎，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年轻官员，甚至直接拜利玛窦为师，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为座右铭”。

总之，从南到北，明朝人不仅没有拒绝利玛窦的西学，反而发狂的追求，只是对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为然。

明朝人对西学的好奇，还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热情的翻译和印刷西学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有载“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后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

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展水平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学习西方，与晚明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海国图志在清朝滞销，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后却立即脱销，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犹如明末利玛窦的书籍一般热销。

态度是否决定一切暂且不说，但端正的态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