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难以强迫。

事态僵持到去年五月，重庆知府王士琦单骑赴会，在松坎接见杨应龙。这一次，杨应龙不施展兵法，反倒玩起了演技。他把自己捆绑起来，跪在路旁痛哭请罪，还膝行迎接王士琦，磕头磕到头破血流——补充一下，这一手就是那位孙时泰孙先生教的。

不仅如此，他还献出黄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个替死鬼，抵销自己的罪责，并认罚四万金，协助朝廷采木。最终重庆方面议定杨应龙革职，由其长子杨朝栋代理职务，暂时羁押其次子杨可栋为人质，等杨应龙如数缴纳罚款再行释放。

杨应龙是真心归顺，还是缓兵之计？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当时高务实与诸位实学同僚讨论，认为杨应龙在这段时间以内可能的确有罚款赎罪的打算，否则他不会交出次子为人质。当然，待缴纳罚款、赎回次子之后，他仍有可能再度反叛，但中间应该会有一段相对的和平期，这也是高务实当时只是不紧不慢地召回刘綎去坐镇四川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意外事件发生，扼杀了和平的希望：杨可栋死于狱中。死亡时间在杨应龙和朝廷达成认罪协商、签署赎罪协议后不久，而那时候高务实已经身兼蒙元经略，全副身心都在出兵塞外之上，且这个消息传到京师的速度不够快因为不是军情，最终让高务实错过了这条重要信息。

事实上杨可栋的死是自然死亡——不仅重庆官员是如此上报的，从情理上推论也只能如此。因为重庆官方实在没有理由放过杨应龙及嫡长子杨朝栋，舍弃四万金财政收入，只索要相对并不重要的杨可栋性命。要知道，此时杨应龙的罚金还只交了一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两万金。

但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杨应龙显然不会这样认为，自觉献策失误的孙时泰也有些恼羞成怒，开始把脏水泼给重庆官方甚至朝廷。

杨应龙强硬要求重庆地方官归还杨可栋的遗体，而官方因为要考虑朝廷威严，显然不能你说如何就如何，便以尚未完成勘报为由拒绝，并敦促播州缴纳赎罪金。

这下杨应龙自然大怒，丢下一句“假如我的儿子复活，银子就能送来”，然后率部驱使一千多名僧侣，举行招魂仪式，驰返播州，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杨可栋的灵魂带回故乡。

杨应龙也有慈父的悲痛这可以理解，但并不能构成他迁怒于大众的借口，大明朝廷显然也持相同观点。

何为迁怒？他做的恶事太多，这里随便举一例就行了。另一位告发杨应龙叛乱的举报人宋世臣，其父亲宋銮在家中被杨应龙带兵打上门去。

杨应龙的做法是：在父亲面前强奸女儿，当着丈夫的面强暴妻子；强迫俘虏裸体坐在木丛里，当作射箭取乐的活靶子；把蛇塞进男俘虏的菊花、女俘虏的省略，然后放火烧蛇尾，着火的蛇吃疼，爬进人的腹中，人蛇一同惨死。

在以上这段时间里，孙时泰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杨应龙本意只想恢复祖业、自保播州不同，孙时泰的目标很明确：问鼎中原改朝换代。他也提出了厚结抚苗、重修海龙屯、招兵买马、整顿内务、出动出击、以攻为守等建议——孙时泰是实实在在的想造反。

一方面丧子之痛难平，一方面深知不交赎金贵州四川两地都不会放过自己。杨应龙终于决定采取行动，而夺地养苗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苗族彪悍好斗，善使刀剑、强弓毒弩、投射，总之和广西狼兵有些类似，是一支作战斗力极强的山地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对付五司同姓及贵州部队还是绰绰有余的，杨应龙的“夺地养苗”方针就是把五司七姓的地再次夺过来，分给听他号令的苗人去种。同时被抢夺的还有五司七姓的妻女，一时之间播州成为人间地狱。

孙时泰深知“远交近攻”的道理，在于朝廷尚未开战的空档，他建议杨应龙假意缓和同朝廷关系。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