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里先不说其他几条，单说这个“天理”。

朱熹所谓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而这些道德标准本质上便是封建时代对君子的要求。

君子一词本无身份限制，文人、文臣虽然往往是大众认知中“君子”所在的主要群体，但其实上至皇帝、下至乞丐，人人都可以为君子——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西方人压根没搞懂君子的含义，因此对这个词的翻译最普遍的是“绅士”，即Gentlean，这其实非常不准确。

西方所谓的绅士，本身是有某种社会地位上的隐形要求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那除了身份地位之外，最不济也还有个财富要求。

然而中国的“君子”并不要求这些，它最重要的要求自始至终都是道德，而剩下的几乎就只有才能了——这个“才”不必带上贝字旁。

如此就有意思了，高务实最为世人公认的才干大致上有三样：治学，治军，治财。这最后一样，恰恰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与“君子”看似冲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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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学一派的官员在当初高拱当政时期就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们知道高拱的才干以及他所做的事对大明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拱在用人时过分看重才干却忽视了道德——不是说高拱不重视道德，而是他们认为高拱用人时把道德放在了才干之下，处于次要位置，而这是他们不能同意的。

于是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就出现了一种状况，理学派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支持高拱的意见，但他们始终不肯归于实学派之中，非要把自己搞成“中立派”。

他们陷入了一种纠结。对于很多事，他们发现实学派的主张对朝廷更有利，可是心学派的主张却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毕竟心学是“道德实学”嘛。

这样一来，实学派往往能在具体事务中争取到“中立派”的支持，把各种改革推行下去，而一旦心学派被压制得几乎说不上话时，中立派又会站到他们一边，极力维护心学派的立身之基。

由此在很长时间里，中立派成了一股“平衡之力”，无论实学派功劳如何显赫，无论心学派在民间、士林还有多大的影响，双方都不得不争取中立派的支持，最起码也不能把中立派推往对方一边。

与此同时，皇帝也知道中立派虽然相较于实学、心学两派缺乏凝聚力，但始终会在内阁里给中立派留下位置，让他们能更好的发挥平衡的作用。

不过，随着王家屏今天对高务实的这番表态，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格局似乎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理学中立派或许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偏向——他们可能已经有了向实学派靠拢的倾向。

高务实刚才这番话，本质上就是对理学一派的这种倾向作出回答：别担心，你们的理想其实也正是我的理想，所以你们的事我会当做自己的事一样尽力去做。

这，就是君子协定。它无需明言，也不需要提前问清具体何事，因为传统理学所寄望的那些，归根结底也是我们实学派希望达成的。

王家屏显然明白了高务实想表达的意思，因此只是笑了笑：“我之关切，日新岂能不知，又何须明示则个？”顿了一顿，又笑道：“还是言归正传吧。”

“承蒙元辅信任，那好，务实便斗胆自以为了然了。”高务实道：“方才已经说了朝鲜建省之后在军事方面的两大安排，其中女真问题暂且按下，后续还有相应的措施用以保障他们将来会忠于大明。这里便先说另外两个方面。”

王家屏只是点了点头，便做出一副倾听模样。

于是高务实道：“其二，政治上又有三大当务之急。第一，朝鲜原官，大致上需给他们分为两批，一批以北人党为主，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