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了其他人。

比如礼部尚书崔琰。

崔琰感受到了郭鹏的目光。

他只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陛下，臣以为，单名为贵双名为贱这种事情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了，已经成为习俗，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事情，骤然改变，恐怕会有一些阻力，会有很多人感到疑虑。

而且最大的阻力不在重名，而在避讳，按照礼制，后人当为前人避讳，当为君上避讳，若是二字名，则避讳的范围会大大增加，会给后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若遵循礼制，为尊者避讳，则双名断不可行，若是不行双名，如枣部堂所言，这重名情况也的确令人为难，该如何改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事情，臣请陛下三思。”

崔琰说的虽然不那么好听，但是也的确是实话。

从春秋时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开始，避讳就是后来所有人的烦恼。

但是对于君主专制来说，这也是一种助力，从各方面提醒着人们要注意上下尊卑，利于统治，是封建伦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避讳是一个大命题，内涵很多小命题，比如国讳、家讳，圣讳，内讳，宪讳，个人讳等等，种类十分繁多。

随着时间推移，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加深，避讳的规矩也越来越多。

而在郭某人所处的时代，避讳主要涉及到官方和家族层面。

比如关于对皇帝的避讳，对皇帝的父亲的避讳，还有二重君主制之下部署对上官的避讳，以及家族中后人对先人的避讳。

对郭某人来说，维持避讳原则也是对统治有利的事情，贸然废除避讳，必然遭到巨大阻力，也不利于统治。

所以为了便与人口统计和未来施政，郭某人决定召集群臣，对避讳制度进行一次更改和总结，从各种层面上确定魏帝国的避讳原则，给后人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也便利于广大黎民百姓。

于是对于崔琰的建议，郭鹏点了点头。

“崔卿言之有理，三思是肯定要三思的，但是改变也是必须的，否则千百个张三李四蹦出来，朝廷还要不要统计人口了？孤决定，对避讳之制做一次全面的更改和总结。”

群臣不知道皇帝打算怎么改，但是皇帝要改，他们也不得不遵从皇帝的意思。

其后数日，郭鹏召集掌权臣子和不少名宿大儒在皇宫内商讨此事，针对前人规定和现实需求，对避讳制度和二名制度进行了一些细致化的更改。

大概一个月左右，郭鹏对外宣布了这次商讨的具体结果。

总的原则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原则是不改变的，但是在这个框架下的一些问题上，则有必要做些改变。

首先一条大前提，就是关于黎民百姓的取名问题，郭某人制定的新规定允许黎民百姓取名不必按照避讳原则来处置。

毕竟字都不认识多少，让他们避讳实在是太难了，也没必要。

面对地方在籍百姓，允许不按照避讳原则来取名，单字名还是双字名都随意，哪怕是皇帝的名字也可以允许他们随意使用。

需要避讳的群体是官吏、士人还有财产达到一定额度的民众，这些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是识字读书有认知的，就需要按照避讳总原则来进行避讳。

准确的说就是按照财产多寡和身份高低来判定，财产少身份低微的绝大部分都不用避讳，皇帝的名字也可以让他们使用。

这是天恩浩荡，是皇帝的恩典。

而地位高财产多的那部分人则需要按照避讳总原则进行避讳，皇帝的名字不能乱用，要避讳，家族长辈的名字不能乱用，要避讳，其他诸多情况也要避讳。

而唯一涉及到整个群体需要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