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就是持久战的慨念。

但是，对于持久战的具体实施和战略方略，却是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或者说是一个清晰的思路。

直到四年之后，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民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于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着集《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开始系统描述持久抗战的方略。

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先生虽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战争发展进程，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百里先生已经预见到，中日战争必然是残酷而持久的，而中国由于与日本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战争初始也必然会节节败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会丢失大量的国土。

但是，我们就是不跟你讲和，就是不跟你谈判，就是要拖死你。

而校长和民国政府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虽然也有过彷徨，有过动摇，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战略方略，将日本拖进中国战场的泥潭不能自拔。逼得它最后只能转向东南亚跟英美开战，最终导致失败。

但是，在《国防论》中，百里先生只是讲到持久战的方略，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依据。

只有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位伟人老人家，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条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