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就是酒、烟草和糖，都会征收高达百分之五十过税和住税，并且还有规定，没有征收过过税的商品不得上架销售。

这就说明，原本出厂价一两银的糖，运到店里的成本是一两五钱，往外售卖的成本是二两二钱半。

这还不包括糖厂进货甘蔗的过税（百分之十）和糖厂添加进去的利润。

商户们本来还想着能够通过“包税”少缴税，可军政府《工商法》严禁地方税务系统包税，堵死了这条路。

而且新法对于偷税漏税的惩罚力度非常的重，不仅要成倍的罚没偷税额，还要坐牢。

对于以上这些，商户们本来都可以承受，毕竟按照历朝历代的执政能力，皇权不下乡，总有钻漏子的办法。

可绝就绝在，《工商法》规定:

“政事部税务司基于检举人的信息，成功查获的逃税、偷税、漏税等案件，检举人可以获得奖金为案值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具体奖金额度依照检举人所信息的对案件破获的重要性而决定，总额不得超过一万两白银。”

也就是说，若是有人举报商户逃税，税务司最终确定这个商户逃税一百两，举报人可以获得最少二十两，最多三十两的奖励。

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检举人”制度。

对于那些商户来说，逃税一百两太容易了，销售奢侈品，中型商户一个月的税额都能够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可对于那些穷苦的知情人来说，二十两的诱惑太巨大了，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么多钱。

这些知情人可能来源于商户手下的小厮、掌柜，可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竞争对手，还可能是自己家争夺家产的妻妾、嫡庶子女。

更有可能来自于专门靠举报获取奖金谋财的职业检举人。

这条法规一出台，意味着商户想要逃税漏税，他们将要面对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检举人”的处境。

这太难了！

九月一日《工商法》一出台，立即就在广州六县（不包括陈家庄县）掀起轩然巨波。

这不，才十天时间，广州、南海县、番禺县的大部分商户就聚集到了佛山堡。

要跟军政府谈判。

在他们看来，这条恶法，就是要革了他们的命啊。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亲亲相隐，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

各朝各代的法律都规定，要对自己的亲人有所袒护、隐瞒，不检举亲人的罪行。

刑律中就有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这项原则从春秋战国时期就被儒家提出，一直传承至今。

宋廷更是在刑律中做了明确规定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而《工商法》却鼓励亲属之间为了钱财互相告密，太有违常伦了。

不难看出，这场闹剧中，幕后肯定也有士绅阶层的支持，只不过他们没有亲自下场而已。

陈家军不断从船上下来，开始在佛山堡南面列阵，佛山堡那边也发现了这边的动静，越来越多的堡丁手持武器登上了堡墙。

这些堡丁有些之前是各个商家的护卫，但大部分以前肯定都是各个行业的工匠。

在陈逊看来，这些人都是行走的微型印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