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几，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

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

范纯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鉴。

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

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

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

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韩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献之非，仁宗恶其持情甚薄，下诏戒饬。

陛下能法仁祖，则善矣。”

还收集了仁宗禁言章献垂帘时事诏书，交给赵煦御览，更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

吕希哲上奏：“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

其说大约不过有三：

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

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

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

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

这是朝臣们对政治反复开始有所担忧。

癸丑，漏勺代赵煦执笔制词，颁布了赵煦亲政之后的第一道诏书：

“圣人之兴，默契天运。逮我圣考，蚤厌万国。惟末小子，未堪多难，则亦圣祖母躬受其艰。

始终九年，臣民以宁，社稷以固。

欲报之德，未获其所。惟周人以讳事神，以谥易名。明诏圣德，以示后嗣。

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实天生德，作合皇祖，无私如天，博爱如地。

政无旧新以便民为先，人无戚疏以守正为用。

故士耻奇衺，民知向方，行规守业，遂底于今。

雨旸小愆，责躬菲食。饥馑时告，振廪辍漕。

忧世之心，常若不及。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处。

虽燕处于中壶，实大赉于万邦。

自二王一主，洎于外家，均遇以法，无侥幸之求，处躬以俭。

肇自治平，格于元祐，历年踰世，家无一人翱翔任事乎显要之路。咸以抑畏退藏，承教自励，罔或一毫之私。

是以贵戚近习，相视而愧；元臣耋老，闻风而叹。

体坤用乾，妙乎其不为首。未尝出聪明，见适莫，专智擅事，或罹偏吝之累。

每有升降，必下两府；进退以正，劳谦有终；

唯誉唯功，不由好恶；研极论相，以统百官。

代天器工，分乂庶务。故当国大臣，敬委任责，咸得程申故实，曲列详说，周旋事端，不留下情。

畅乎上闻，以疏壅塞之弊。

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汉唐，一人而已。

哀恫邦国，临朝悯然，未知攸济。

惟绍神考之遗志，述宣仁之厚风。将率德以自广，必致公以尽诚。

以闻。”

这道诏书，是赵煦正式向天下公布自己的政治纲领，他将要继承神宗的遗志，昭述太皇太后的仁德，领导这个国家。

诏书给与了高滔滔极高的评价，并且将的“元祐之治”，定性为了对神宗“元丰之政”的良好过度与继承，而他也将继续继承父亲和祖母的政治理念，和他们保持一致。

是为“绍述之政”！

诏书下达之后，“群情于是获安，神器以之增重”。

保守派们对于新朝政治反复的担忧，终于免去了几分，朝廷一边商议高滔滔的死后哀荣，一边将重心调整到政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