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的人崇拜周朝和春秋。”张宇初无不讥讽地笑了笑，“可要是真把解缙扔回春秋去，按他的出身，连儒学的门槛都迈不进去，从根子上讲，那时候的儒学跟血缘的关系可太大了。”

闻言，道衍亦是忍俊不禁了起来。

“没想到张真人说话倒是有趣得紧。”

“道衍大师见笑了。”

张宇初为道衍沏了杯茶，随后给自己添了些茶水，又喝了口茶方才说道：“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士）’的问题，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若是说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真正从原始儒学身上继承点什么的话，那么恐怕就是在‘性、情、无’这三个概念上是与其一以贯之下来的至于其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则是笑着摇了摇头。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现在的理学恐怕是做不到的吧？”

这里便是要说，《论语·子路》的这段问答中，孔子他老人家对于‘士’这个官吏阶层的亲自定义，就是在两点，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来划分，那其实现在的程朱理学所谓的士大夫，在后一点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

便如姜星火前世时清代学者颜元在《存学编》里对宋明理学家，那句扎心到极点的批判一般。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道德水准到位就已经是优秀士大夫了，办事能力什么的就别强求了。

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行。

张宇初闻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从《儒效》上那套搬出来的，倒也贴切。”

这句话要是换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对面，恐怕压根就不知道张宇初在说什么。

说实在的话，在华夏古代的辩经过程中，最让人头大的便是文人们非常喜欢引用层出不穷的典故。

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典故？

原因无他，就跟姜星火前世互联网大厂的黑话一样，什么颗粒度、什么用户心智、什么私域流量.说白了，就是一把能够有效区别门内外之人的钥匙。

只有拥有了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到这扇有效谈话的大门里，才能被认为是同一水平或能够谈话的人。

而不管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很多人为了能够彰显自己，就喜欢掉书袋/说黑话，让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觉厉一把。

但无论如何，这也确实是这个年代辩经避免不了的问题。

张宇初所说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国家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这些先秦儒学的道德准则，也是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所继承下来最多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点了点头道：“所以，如果想要通过辩经来找到替日心说和万有引力来解释皇权的东西，恐怕还是要从先秦的儒学下手毕竟，后来的儒学，自从经学开始，就已经跟理学走了一条路子了。”

张宇初亦是同意了道衍的观点，他复又说道：“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