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18世纪传到朝鲜国后，受到李朝后期知识界尤其实学派学者的重视，1783年，朝鲜李朝（1892―1910）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完成的游记《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朝鲜进士出身的内阁重臣徐有榘，晚年执笔的113卷本巨着《林园经济十六志》和李圭景（号五洲）《五洲书种博物考辨》（1834）、《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7）等重要科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天工开物》。

18-20世纪《天工开物》在一些欧美国家传播，在法、英、德、意、俄等欧洲国家和美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此书不同时期的中文本。其中巴黎皇家文库（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在18世纪入藏明版《天工开物》。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章论银朱部分译成法文，是此书译成西文之始。1832年转译成英文，刊于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1833年他将此书制墨及铜合金部分译文发表于法国权威刊物《化学年鉴》及《科学院院报》，后又译成英文和德文。

1837年儒莲受工部和农商部大臣之命，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1742）译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官刊本，法文译本取汉名为《桑蚕辑要》。当时欧洲蚕桑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生丝大量减产。《天工开物》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但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播种。这种播种方式，在种子的密度和覆土深度上都十分随意，直接影响出苗率。而此时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中国的犁则效率更高也更省力。当《天工开物》传入后，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欧洲从12世纪学会造纸，但一直以破布为原料单一生产麻纸，18世纪以后耗纸量激增，但破布供应却有限，于是造纸业出现原料危机。1840年儒莲将《天工开物》造纸章译成法文刊于《科学院院报》。其中提到以野生树皮纤维、竹类及草类纤维代替破布造纸，还可用各种原料混合制浆。这些信息很快得到反馈，法、英、德人以其他原料成功造纸，终使原料危机获得缓解。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着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着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手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1964年，德国学者蒂路，把《天工开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译成德文并加了注释，题目是：《宋应星着前四章》。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英文，并加了译注，题为《宋应星着，17世纪中国的技术书》，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文全译本。

18世纪后半叶，乾隆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发现《天工开物》中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而在江西进献书籍中，发现宋应星之兄宋应升的《方玉堂全集》、宋应星友人陈弘绪等人的一些着作具有反清思想，提倡“华夷之辨”，因此《天工开物》没有收入《四库全书》。《天工开物》单行本较难见到，但仍可从《图书集成》及《授时通考》中看到该书的几乎全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