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表象看本质。

钱被抢了，粮被抢了，甚至地盘也被抢了，所以我们大家伙才合起心来闹事——这才是这张长达一米、可谓字字是血泪的诉状所掩藏的真正内容。

不论王邦才、李获阳等哗变官员如何诉苦，高淮在辽东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点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没有高淮，这些钱粮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谁人得去了？

除了辽东文武，应当没有他人。

对此，良臣从不怀疑。

因为，历史很明确的告诉他，辽东军头的形成正是在万历时期，至崇祯末期达到巅峰。最后，摇身一变，“从龙入关”了。

有稳定的钱粮来源和地盘，有大量役使的军民，才是形成军头的基本条件。

高淮所为，且不论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顾民力如强盗一般竭泽而渔。至少，在良臣看来，他在辽东干的不错，要不然万历也不会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说法是王邦才和李获阳抢夺他上贡给皇帝的钱粮，事泄铤而走险率众哗变。

王邦才他们的说法则是高淮在辽十年，致使百姓穷困，军民苦不堪言，他们这才不得已带甲喧哗。

谁对，谁错，良臣不评定，他也没这个资格评定。

他只是来看看的，万历没有给他任何权力，任何可以处置这桩大事的权力。

不过，站在良臣的角度，单从这份诉状来讲，高淮的税使差事干的是十分到位，也很尽力的。

不论从事哪种行业，只要有买卖，有利润，那向国家交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说错了，也是高淮干的有些过份，或者说过于贪婪了，也有点过于小家子家。

百姓种的菜也要收税，这未免太不像话。

当然，事情真假，还有待良臣进一步调查。

至于说税兵敲诈商人，这件事当然不能听凭一方所言，得辨证看。

税兵为何敲诈商人，是应收税而收不得，还是应收税毕再敲诈呢。

不搞清这个问题，谈是非对错，那就全然是表面文章，当不得真了。

要知道，万历之所以派出矿监税使，根子就在于国库收不上税。仅靠田亩税，根本支撑不了庞大帝国的运转。国库要是有钱，万历何至于担上一个与民争利爱钱皇帝的骂名。

矿监，是靠开矿挣钱。税使，则是靠收税挣钱。

显然，打一开始，万历的目标就很明确。无论是开矿还是收税，所针对的也绝不是普通百姓。否则，大可加田亩税便是，何必如此麻烦，整日和外朝争来吵去的。

万历不向普通百姓加税，那么收税的目标是谁？

答案，是明摆着的。

天下谁人有钱，富商。

天下的矿产又被谁把着，富商也！

向有钱人收税，用以调剂国家财政，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应当被普通百姓称赞的善政。

况这些有钱人，也太没有钱人的觉悟了。

光占便宜，不讲付出，只顾自家，不顾国家，这种人，从来都应是被史书，被民众唾弃的人。

然而，现在，一切却颠倒了过来，实在是叫人称奇。

这，或许就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过于繁荣导致的畸形吧。

笑贫不笑娼，讲的不同事，但本质上倒也贴合万历以来“与民争利”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朝廷没有钱没关系，想弄钱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不能从我们这弄钱。

你若是弄了，就是昏君，就是与民争利。

……

诉状通篇看下来，看着字字好像血泪，但全是控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