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起，杀良冒功成了明军的传统美德。

很可能，这个传统就始于万历年间。

至少，是末期。

也许，一开始也正如王大力等人所言，不过是些外夷，杀了斩级用来获军功，既不伤百姓，又不损良心，还有得实惠捞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但千里长堤，溃于蚁穴。

事情只要开了头，就没人能阻止往下限发展。

崇祯年间诸多军头的无底线表现，足以令魏公公下定决心，坚决打击杀良冒功行为，不使尚未成形的皇军向军镇演变，到处上演借乡亲人头一用的戏码。

兵不如寇，国家焉能存。

魏公公再是强调以物质强军，也知道物质须与军纪并存，赏罚分明，否则，无以强军。

不杀良冒功，是强军的最基本道德观，没有这个道德观为基础，一切便是空中楼阁，说塌就塌的。

安南人和草帽顶子山被杀的建州都督子洪太等人不同，性质完全两样，善待后者，不过农夫与蛇，养虎为患。

善待前者，却是能对大明存亡起关键作用，事关大明存亡大计，魏公公岂能让区区军功把此大计给误了。

在公公的强力威慑下，海军诸将可不敢再头脑发热提这茬了。

次日，公公即命海军派两艘兵船护送裴光袍一行往吴淞，他则继续率领船队在舟山海域“扫荡”。

这可把定海诸所卫可急坏了，海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不管是出海还是来港，只要有船来，他们就有银子拿。

可现在，不但一艘船出不去，一艘船也进不来，各港口都是空荡荡的，就连渔民出海打鱼都要被吴淞卫的人再三盘查，长此下去，都不用吴淞卫来攻打，他们自个都能散了。

没钱，当个屁的兵。

各千户齐聚定海城的指挥使司，嚷嚷着要指挥大人替他们做主。

不少指挥使司的熟客海商也纷纷遣人来问，说这说那，言语间不乏对定海卫应对不当，致使海贸停止不满。

在海商们的鼓动下，各千户喊打喊杀，决一死战的声浪一潮高过一潮。

然而，指挥大人却始终不予回应，最后，逼的急了方闷声说了句“中丞不允。”

……

中丞便是浙江巡抚高举。

高举是山东人，今年四月方以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浙江，因而属于新官上任。

此人和应天巡抚曹时聘一样，都是治水有功方升的督抚大员。纵观本朝督抚任职，但治水有功者，多能出任巡抚，由此可见本朝对治水之重视。

中左所被攻陷时，定海卫指挥骆大均不在定海，巡抚大人高举也不在杭州，而在镇海城。

和其它省不同的是，浙江巡抚驻地并非省会杭州一处，而是杭州和镇海二城两驻。

镇海乃浙江重镇，据说浙江方面和朝廷不少官员都认为，应当将浙江巡抚的驻地单设在镇海，并且浙江总兵也应常驻镇海，若朝廷纳此建议，则镇海地位必高出杭州、宁波若干。论重要性，恐怕也仅次于南京应天府了。

只是，镇海之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军事上，浙江沿海若有警，则镇海必突出。沿海无警，镇海肯定不及杭州重要。故而万历以来，浙江巡抚大多驻于杭州城，很少有驻在镇海的。

高举这次来镇海是专门为一件盛事，也是为完成前任愿望的。

万历三十四年，宁波籍学子有17人同时考中举人，这在浙江全省引起不小的轰动。

时任浙江巡抚甘士价为预祝这17位举人今后能像唐代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学士”那样得到朝廷的重用，打算为他们建造一座三间四柱的“瀛洲接武”坊。

不过，甘士价任内